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中国政治传播研究”

编者按：

学术史像一条流淌的河流。诚如传播学史记录者罗杰斯所言：“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在某种意义上，学术史起点是一个研究领域的根基所在，它将极大影响这条理论之河之后如何流淌。这是本刊启动本轮学术访谈的初衷。本辑刊载的是俞可平教授、邵培仁教授、李元书教授的访谈全文。三位教授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早期开拓者，通过三位学者的个人回忆，可更为直观地呈现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史中的几个标志性节点——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期、九十年代、二十世纪初期的研究状貌。同时，通过三位学者的评论与回应我们也将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早期探索者们的学术关怀与理论贡献。

访谈嘉宾

俞可平，1959年生，浙江诸暨人，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yl34511线路中心首任院长；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yl34511线路中心院长、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等；主持研究“中国国家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和“中国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主持创立国家级的“中国民主治理数字化平台”俞可平教授关于“治理”“善治”“增量民主”“协商民主”等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政治学基础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俞可平教授于1988年在《社会主义研究》《政治学研究》《光明日报》等发表《政治沟通与民主政治建设》《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政治沟通透视》等文章。俞可平教授是国内最早引介“political communication”这一学术概念的学者，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早期探索者之一。

俞可平教授在2015年5月召开的“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中，作题为《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的主题发言，指出“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息息相关。推进政治沟通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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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肃（以下简称“张”）：

俞老师，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您就在《政治学研究》和《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关于“政治沟通”的文章，阐释political communication 这一学术概念，堪称国内最早关注政治传播领域的学者之一。您为何会专门选取 political commmunication 进行研究和阐述？您当时将其翻译为“政治沟通”，那么“政治沟通”与“政治传播”这两个学术概念之间是否存在区别？

俞可平：

是的，当时我还是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发表了 10 多篇论文，我记得其中有3 篇论述“政治沟通”的概念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特征”等问题，分别发表在《政治学研究》《社会主义研究》和《光明日报》上。有三个原因激发了我对politic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兴趣。

第一是受德国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启发。我研究生时专修的是哲学，很赞赏他提出的“合法性（legitimation）理论”和“交往（communication）理论”。哈贝马斯所说的communication”大体有三个向度：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内心世界的交往国内将其通译为“交往”，我个人觉得翻译为“沟通行为”更加贴近哈贝马斯的本意，例如，对于人与自我内心世界之间的互动，用汉语“沟通”比“交往”显然更合适。

第二是引进新的政治学方法论的需要。八十年代之前，国内政治学界只有阶级分析法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其他研究方法大多受到批判和抵触。改革开放后北大政治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出于适应国内政治发展以及政治学科重建的需要，也开始积极引介国外政治学前沿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走在了思想解放、学科重建的前列。我大量阅读、翻译有关西方政治分析的新理论、新方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析方法就是政治沟通分析（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alysis）。这一领域有本经典著作，即美国政治学者卡尔·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这本书用信息论和控制论来分析政治系统，将政治系统理解为将输入的民意等信息转化为输出的政策的动态过程。我很受这种分析框架的启发，在《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中对之做了专门介绍。我把多伊奇的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正式翻译为“政治沟通”。根据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一书的内容，将political communication 译成“政治沟通”显然比译成“政治交往”和“政治传播”更适当。我认为传播包含于沟通，但沟通难以包含于传播。

第三是运用适当分析方法解释中国政治现象的需要。我当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分析框架》。在撰写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吸纳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要运用新的分析框架对中国一些特有的政治现象进行解释例如，为什么“小道消息”在中国会如此流行？我发现卡尔·多伊奇的多通道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我在《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文中谈及，我国高度一元化的政治沟通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单通道信息传送系统。在这种信息传送通道中，政治信息对流量严重不足，政治信息在传送过程中噪声多、损失重失真大、灵敏度低、正负反馈调节严重失衡。小道消息就是单通道体制中的一种“伴生噪声”。信息传送通道的高度一元化带来了正常沟通渠道的堵塞，这使得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务活动以及方针政策往往不能被群众及时、充分了解，从而导致小道消息泛滥成灾，于上妨碍科学决策，于下影响人心稳定。因此，我在 1988 年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政治沟通透视》一文中倡导，应建立多通道的政治沟通体制。

在中文语境中，“政治沟通”与“政治传播”两个概念实际上是存在细微差别的政治传播主要应用于新闻媒体领域，指政治传播主体将特定的政治信息传送给受众中国的政治传播，主要是党和政府等官方机构，将政治信息传送到群众中，从而让官方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张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政治信息的传送方向是自上而下的而政治沟通则是掌握政治信息的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政治信息的传送倾向于平行互动。我之所以将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翻译为“政治沟通”，是因为它可以把政治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的含义尽可能地囊括进来。可以说，政治沟通的概念范围更加广泛，包括了政治传播，但政治传播反过来却难以涵盖政治沟通。因此，我个人建议“政治沟通”与“政治传播”的概念应当并存，在一般情况下使用“政治沟通”的概念涉及新闻媒体和宣传报道时则使用“政治传播”。

02

张：

当时学界关于政治传播领域的研究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将近四十年过去，如今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又有了哪些新的进展？另外，作为一个既源于西方理论又解释中国现实问题的学术概念，“政治传播”的含义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应该如何弥合普遍理论与中国特色之间的张力？

俞可平：

八十年代对communication 的研究非常少。哲学界有几位学者在介绍哈贝马斯的理论时论及哲学层面的交往行为。明确以“政治传播”为主题进行研究的，据我所知当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陈崇山教授，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国内资深的新闻传播研究前辈。她当时组织了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受众抽样调查，包括对民众政治态度的问卷调查，这就与政治传播直接相关了。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做过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包括对公民政治价值观形成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涉及政治宣传或政治传播的效果问题。我就相关的问卷调查专门咨询过陈崇山教授的意见，后来我们还有过一些合作。我建议荆学民教授采访陈崇山教授，因为就我所知，她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从事政治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总体来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的政治传播研究几乎是空白的，研究人员很少，更没有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在经历了将近四十年的长足发展后政治传播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一是政治传播已成为新闻学和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二是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研究人员大大增多；三是包括大数据在内的新的研究方法得到普遍应用；四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大量出现，除新闻学以外，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都越发注重政治传播的研究：五是对外宣传或对外传播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如何通过“大外宣”来塑造国家形象成为官方关注的重要领域。

当一个外来理论进入中国并被用来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时，的确会发生概念和理论的本土化。在政治传播本土化的过程中，有三方面的变化令我格外关注：其一，政治传播在中国语境中更多地强调宣传。其二，更加注重“传播”的含义，而非“沟通”或“交往”的含义。不同于西方语境中的 political communication，中文语境中的政治传播更加强调政治信息从政府到民间、从上层到基层的传输，哲学领域的交往意义和政治学领域的沟通意义则淡化了信息传输者之间的这种级差。其三，政治传播领域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新闻学偏向。在国外，political communication 的研究不单局限于新闻学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学者都积极参与其中。而在本土化之后，国内政治传播的研究者目前更多聚集在新闻学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是令我感到有点遗憾的地方。

当然，对于政治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来说，任何一个外来的学术概念在本土化过程中，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内涵与外延的变化，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的现实语境而存在都要面对“普遍理论”和“中国特色”之间的张力。目前政治传播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可能在于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任何一门学科要想成立，都要遵循学科内部的普遍规律，都要建立一套公认的学科体系，否则就称不上一门学科。政治传播要想成长为真正科学的研究，就要在强调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同时，尊重普遍规律和普遍公理。因此，要想弥合这种张力，首先要清楚，无论从新闻学还是政治学的角度去研究政治传播，本质上都是一种学术研究，必须遵从社会科学的内在逻辑和普遍规律。这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前提，没有这一前提，也就谈不上“中国特色”了。其次，要注意政治和学术的界限，适当保持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政治传播无疑与现实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也必然会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不能将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相混淆最后，要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在推进政治传播研究的过程中，无疑要结合中国的现实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走到国际化的对立面。政治传播毕竟是一个国际通用的学术概念，中国学者要想走出国门与国外学者进行对话，不能完全脱离国际化的轨道，要将本土化与国际化有效结合起来。

03

张：

您曾在《中国政治学四十年》一书中指出，中国政治学逐渐从“以解释和论证现实政治为主的政治意识形态”发展成“以分析和研究政治规律为主的政治科学”，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呈现出学科交叉的特征。政治传播学就是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相互交融形成的新兴学科。在您看来，政治传播从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转变为一个成熟的分支学科，需要实现何种跨越？

俞可平：

从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转变为一个成熟的分支学科，对于从事政治传播研究的学者来说，无疑十分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我也算是国内“全球化研究”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现在“全球学”已经成为二级学科了，像中国政法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都设立了“全球学”的博士学位点。在我的印象中，国内的全球化研究起步还要晚于政治传播，但现在“全球研究”已经上升为“全球学”二级学科。我觉得有几点经验值得政治传播研究者参考。第一，要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一门分支学科成立的最重要条件。目前国内政治传播领域的研究还比较零散，需要通过不断地研讨来将零散的知识整合起来，在学术界形成公认度较高的概念和理论。第二，要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要想成长为一门分支学科，需要提炼出适合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些主要研究方法。通过运用这些方法，可以得出一些独特的结论。第三，要努力壮大研究队伍。目前中国传媒大学在政治传播研究中处于全国的前列，也要大力支持国内其他高校的研究，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凝聚出一支研究力量。第四，要提高国内对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视程度。既要在学界同仁中呼吁，也要争取政府权威部门的支持。例如，可以积极地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研究外官工作，努力获得外宣部门的认可，尝试将对外宣传话语从意识形态式的话语逐步转变为政治传播的话语，这样既能改进我国的外宣工作，又能扩大政治传播研究的影响力。

04

张：

您曾经讲过，“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您最高的政治理想，包含了“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 transparency）、“责任性”（accountability）、“法治”（rule of law）和“回应”（responsiveness）等基本要素。其中许多要素都与政治传播现状的改善密不可分。那么，如何才能推动中国政治传播的现实进步，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俞可平：

要推动中国政治传播的进步，首先要加强对政治传播的科学研究。而要推进政治传播的科学研究，就要对政治和学术做必要的区分。正如我之前所说，政治传播的相关研究，几乎都与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毕竟是一个学术的问题，需要保持一种学术自觉，将学术研究与舆论宣传、对策建议区分开来。当然，也不能走上脱离现实的另一个极端，片面地认为政治传播与现实政治不存在任何关系。

其次，要尊重政治传播的规律。我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设有思想政治课，但只有尊重政治传播和政治社会化的规律，才能事半功倍，取得预期的效果。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印象最深的是，我国绝大多数公民居然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的基本意义，只有 20% 多的人大体知道共和国是什么。这方面西方国家做得很好，像美国，虽然没有专门的宣传部门，却做到了“润物细无声”，很多好莱坞大片都体现出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念。

再次，既要尊重事实真相，又要传播先进的价值理念。政治传播要实事求是，不搞虚假的传播，否则即使是铺天盖地式的宣传，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时，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不能与人类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驰，要与社会进步的方向保持一致，体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最后，政治传播要与推动现实政治的进步结合起来。一是致力于通过政治传播推动政务公开。政务公开就是强调政治透明，政治透明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因素。政务公开既事关科学决策，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二是致力于通过政治传播增强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公信力的流失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政治挑战，政治传播应当通过传播政治真相，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政治沟通，提升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三是致力于通过政治传播加强人民群众的政治监督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的政治传播，不是单向的政治宣传或政治灌输，而应当是双向的瓦动，要扩大政治沟通的渠道，及时反映人民群众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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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如今，国际政治的秩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新形势下的大国竞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今世界的基本面貌。在一些有关重大问题的观点和立场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阶层、性别、族群、区域、国别等方面的显著差异，隐藏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您认为，如何才能使政治传播研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帮助？面向人类社会的理想未来，我们应当如何推动政治传播的进步？

俞可平：

刚才提到过，政治传播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第一，要注意保留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如果设立太多的禁区，政治传播就不是科学的研究了。第二，要将大众传播和小众传播结合起来。推特、脸书的成功，就在于其实现了适应小众传播、针对用户偏好的个性推送。因此，政治传播要注重大众化与小众化的结合。第三，要从传播真相、增进政府公信力的角度推动政治传播的进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宣传领域里“内外有别”的原则。笼统地说，“内外有别”似乎并不错，但具体应用时要格外慎重，不能将这一原则作为妨碍政务公开的借口。一定要认识到，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所谓的内外有别，告诉大众真相有助于增强政府公信力，也能推动政治传播的进步。第四，在对外传播领域，也要遵循政治传播的规律。对外传播依赖于国际通用的语言习惯，不能跟外国人讲一些只有中国人才听得懂的话语。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用国际通用的学术语言来解释中国，反而更容易被国外接受，也能更好地将中国声音传递到国际上去。

我在《社会主义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政治沟通与民主政治建设》。里面谈及政治沟通必然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全过程，这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里不妨将我在 30 多年前发表的观点转述一下：改进政治沟通，有助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活力，有助于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和谐环境。即使放在今天，这些论断也并不过时。因此，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面向人类社会的理想未来，在政治传播领域尤其要有一种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觉意识。具体需要做到哪些呢？我想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

对内传播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着眼于提高政府公信力的目标。不能传播虚假信息，不能传播违背人类进步潮流的价值观念。第二，要有助于增进社会共识，尤其是增进政治共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俄乌冲突等一些重大问题上，社会中存在着明显的观点对立，缺乏基本的共识。政治传播要有意识地凝聚社会共识。第三，要清楚地认识到政治传播的生命力在于传播真相。第四，要有意识地为协商民主作贡献。协商民主的基础在于政治信息的广泛传播和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充分沟通。在政治传播之外，不能放弃更加强调双向互动的政治沟通概念。第五，要努力提高政治透明度。没有公开透明，就没有群众的知情权，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决策，也无法消除腐败。至于对外传播，也要从三个方面着手来增强传播的效果。第一，要从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角度来做好政治传播。这样，才能有一个较高的政治站位。第二，要从改善国家形象的角度来做好政治传播。对外传播不能给国家形象抹黑，要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第三，要从最大限度增强中国民众和其他国家民众之间共识的角度来做好政治传播。共识是国际合作和对话协商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也需要民众之间的共识。

（采访者张肃系北京大学yl34511线路中心博士研究生）

文献来源:

荆学民主编，白文刚、苏颖副主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10页。